黄有光：过分的禁欲主义倾向不可取！

传统中也有一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，其中一项就是过分的禁欲主义倾向。

——黄有光

网易研究局出品——中国人如何更快乐

你快乐吗？2020，中国迈向全面小康，物质生活富裕后，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，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？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？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？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。

NO.012 为什么采用“快乐”，而非“幸福”？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？

我们前两个星期讨论过，如果不考虑时间的长短与口语和正式用法的微小差别，快乐、幸福与福祉都是完全一样的概念；那么，为什么我还是偏好使用“快乐”呢？

因为，幸福太容易被包装成别的东西，但你是不是感觉到快乐，这就特别直接了，很少引起误会。如果严格根据我所使用的意义，其实使用任何三者之一都无所谓，因为它们是完全一样的。

相信读者还记得，我对它们的定义是纯粹主观感受的，客观因素只能通过对人们（包括现在与将来；为了叙述方便，“人们”可以包括动物）的主观感受来影响快乐，不能够直接影响快乐。这是（包括动物的）福祉主义的最基本原则。

那其他人呢？多数人会接受“快乐”是纯粹主观感受的概念，但却认为“幸福”与“福祉”含有或应该含有一些比较客观的东西，例如我们上星期的文章讲到的，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许多学者，要求幸福须要符合道德，或其他某些客观的一些条件。这里所谓“客观”，只是相对于“主观感受”，并不是相对于“主观偏见”的意义上的客观。

另外，很多人也根据一些客观因素，来评定人们的快乐或幸福。例如，如果张三身体健康，收入丰厚，妻子美丽贤惠，孩子听话上进，等，多数人就会认为他是幸福的。我认为，这些客观因素，只是在许多情形下，有助于使此人幸福。张三是否真的是幸福的，要看他是否真的能够在其主观感受上有高度的快乐感受。如果他天生是悲观的，不知足的，或是后天受到某些心理伤害，使他在多数时间是痛苦的，则即使他具备能够使大多数人得到快乐的客观条件，他却是不快乐的，因而也是不幸福的。

前面说过，人们对快乐与对幸福（或福祉）在主观与客观要素上的理解，可能有差异。而且，人们多数用快乐来叙述当前的快乐，这和主观感受意义上的快乐比较接近，而“幸福”就常常用在比较正式的表述中，通常也指长期的快乐，和主观意义上的快乐的关系就相对更远。所以，使用“快乐”比较可以避免人们受错误的客观主义的影响，避免人们在应该针对主观感受时，不适当地混杂一些客观的因素。再次强调，这些客观因素并不是不重要，而是在定义快乐或幸福时，是无关的。

由于类似的原因，强调快乐也可以避免一些滥用权力或别有居心者，使用像幸福或福祉的美丽概念，去进行一些表面上宏伟的措施，而实际上这些措施可能并没有真正提高人们的快乐。被误导的人们，可能还接受自己是“幸福”的，虽然并不快乐。实际上，如果你长期都不快乐，绝对不能够是幸福的！

为什么许多人偏好使用“幸福”？

说到这里，我想特别提一下中国文化中比较特有的禁欲主义倾向。

中华文化有许多优良的东西，我非常支持恢复或加强对这些优良传统的重视。然而，传统中也有一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，其中一项就是过分的禁欲主义倾向。的确，在人口密度高，但文化教育与法治水平又不够高的情形下，某种程度的禁欲主义，可能对于维持社会安定有一些贡献。这也可能是禁欲主义倾向的传统形成的一个原因。然而，从人民快乐的观点，尤其是到了现在各方面水平已经比较高的情形，与其依靠禁欲，不如用加强法治、提高收入分配平等、提高教育水平等方法来维持社会安定。

由于这个传统，人们还有贬遏享乐的思想，把享乐主义当成是洪水猛兽。其实，享乐本身是好的，应该被批判的是损人利己。而且损人利己之所以不好，不在于利己，而在于损人。鼓励为人民服务是对的，但最终而言，不应该是：“人生以服务为目的”。

当然，由于禁欲主义倾向的传统，人们对“快乐”还有所保留，所以偏好使用“幸福”。如果使用“幸福”比较容易被受旧传统影响的人们所接受，未必不是一个好的策略。目标针对幸福，总比针对GDP（产量）要好得多。不过，即使使用“幸福”，应该认识到“幸福”就是长期快乐，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。如果只增加某些客观的东西，不论是GDP，还是人们为人民服务的程度，如果最终并不能够增加人们的快乐，则不能够是一个好的结果。

什么是好的生活？我的答案很简单，终极而言，好的生活就是能够达致长期高度快乐（包括自己、他人、甚至动物的快乐）的生活。然而，怎样的生活能够达致长期高度快乐呢？这就需要很多跨学科的学者进行长期的研究，以及各界人士的讨论。我从1978年开始，已经发表了很多关于快乐的文章与书本。在我们这个关于快乐的专栏，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些问题、学者的研究成果、和我个人的一些看法。

最后，关于幸福与快乐的异同，动物是否有幸福感等问题，我与徐景安教授在这方面的不同观点，我们以前已经讨论过了。这里还想补充一个有趣的发现，就是英文中的快乐（happiness）与中文中的幸福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。

这个演变，中英有一个很相像的地方。根据《牛津英文字典》（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）等权威文献（详见Oishi 2010,第38页），几百年前（1530年）的“happiness”的定义是“好运，幸运”，尤其是关于财富方面的。1591年后，开始引入“happiness”的第二个定义，也就是“心中感受为好”。再后来这第二个定义取代第一个定义。

中文的幸福的意义，也有类似英文的上述转变。“幸”和“福”都有“幸运”、“福气”的意义。我猜想，这种转变可能是由于几百年前，当人们还在温饱水平线上挣扎时，能够在财富方面有好运，大致可以保障快乐。但是，在达到温饱之后，财富方面的好运，就未必对快乐有很大的贡献了。所以，近代之后，由于温饱问题的逐渐解决，对快乐用词的意义也随着改变了。

文献

DIENER, E., KAHNEMAN, D. & HELLIWELL, J. (2010).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-Being.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
OISHI, Shigehiro (2010). Culture and well-being: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, In Diener, et al., pp.34-69.

黄有光简介：

Monash大学荣休教授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、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。

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。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（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）经济学学士学位，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。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（Reader），1985-2012年任讲座教授（personal chair）,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（Emeritus Professor）。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，于1986年被选入Who’s Who in Economics: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-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,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—杰出学者（Distinguished Fellow）。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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